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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战争问题上的固执追求

美国在战争问题上的固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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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连任时承诺将结束战争，而非再度发动，但美国又一次陷入了中东的新冲突。这一现象更令人困惑的是，近年来美国民众和政界高层已经普遍认为这类军事行动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和利益的驱动，导致华盛顿屡屡被迫卷入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首先，美国总统可以相对容易地发起军事行动，自1991年以来，政府领导人逐渐形成了根据微薄利益动武的惯例。对遥远小国或非国家武装冲突的投入，短期内似乎成本和风险可控——大多数美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无从察觉国事已然变为战争——而国会也往往甘愿放弃其宪法赋予的监管权力。然而，想要从这类冲突中撤离却非常困难，华盛顿已经习惯设定极为庞大的目标，即使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如果未能实现这些目标，政界往往不愿意停止军事干预。

尽管这些军事干预的代价很高，却往往被掩盖。持久的战争上升国家债务，透支美军力量，还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将初始应投入的军事资源转向其他领域的需求。因此，单靠主观意愿是无法改变美国好战的惯性。若想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制订新的制度以提高军事行动的门槛，降低对武力的依赖是必要之举。

历史上，有些错误认知在战争中根深蒂固，其中尤以“如果美军战败，责任不在于开战本身，而在于战术失当或资源投入不足”这一说法最为典型。例如，2015年间，某些共和党人将“伊斯兰国”兴起的责任归咎于奥巴马撤军，而非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决策。冷战时期美国的胜利也使得华盛顿产生了认为推动外国重建和政权更替目标既可行又符合利益的错误观念。这使得即便取得军事胜利，转化为持久的社会政治变革也显得异常困难。

美国民众几乎没有直接承担军事干预后果的制度背景，是规避无谓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迄今为止，伊朗战争的反噬影响多由海湾国家承受。美国实行志愿兵役制，战争的直接代价往往落在少数固定群体身上；如今入伍的士兵大多来自军人家庭，而非代表社会各阶层。科技发展也使得远程军事行动所需兵力减少。虽然驻外军官及其家属感到担忧，但对大部分普通美国人而言，这场持久的伊朗战争的直接影响，仅是由于能源市场波动导致的通胀上升。

美国发动战争的隐蔽成本可能使人觉得，即使像“史诗怒火”这样的冲动决策造成的冲突也没有大碍。毕竟过去20年在中东的战争对普通美国人造成的经济与人员损失相对较小，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伤亡人数也远低于以往。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被转嫁，最终以国家债务的形式留给后代偿还。

然而，这一看法是大错特错的。美国在中东的战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埋下了长期的战略代价，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大国竞争能力。历史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大国在次要冲突中过度消耗国力，终将丧失维护核心战略利益的能力。明显的问题就是美军弹药库存日益严重。尽管美国政府试图扩大生产能力，五角大楼很难迅速弥补军备缺口，形成了两难的选择：每一枚用于保护美军基地或支持盟友的导弹都意味着无法部署到其他地方的弹药减少。

在中东的鲁莽冒险不仅局限于直接军事行动，它的隐性成本还影响广泛。驻扎在中东的部队不得不留在该区域，战争资金无法用于新装备或前沿技术的研发，而重建海湾地区的军事设施则限制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升级能力。仅仅提高国防预算不足以解决这些机会成本。即使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得以审批，这一开支将占美国GDP的近5%，创下数十年新高，同时也必然会挤压其他领域的投入，从而长期影响美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

此次对伊朗的战争直接扰动了国际能源市场，削弱了美国作为全球公共利益公正协调者的角色。所有这些代价都有延时效果，20年后，它们的后果可能逐渐显现：美国军力衰退、全球影响力下降、经济实力减弱。伊朗战争恰恰显示，特朗普政府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美国必须优先将有限的资源投向最紧迫的战略挑战。特朗普和历史上所有总统一样，最终未能遏制动武的冲动，这再次凸显了进行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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